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却留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中令时年仅十余岁，后去台），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颇以为苦。1958年，他与高仲林金婚纪念日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于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高仲林比于老小两岁，性格开朗，素为于老所尊重。于右任1904年从开封逃往上海后，于夫人在三原奉老育幼，独任其劳；靖国军后期，于夫人为掩护于右任出过大力。她除一度随于在上海、南京居住过一段时期外，与于离多聚少，然伉俪情深，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将于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1956年，于右任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来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这是朋友们对于老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不久，总理办公室的罗青长打电话给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出席宴会的有于右任的老友茹欲立、孙蔚如，以及当地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和亲朋故旧二十余人。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深深的谢意。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连同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于右任。在信中，他想把祝寿的事是出自周总理的关怀告诉岳父，但信里又不能写上周总理的名字，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向邵力子先生求教。邵力子告诉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邵力子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到北宋名儒周敦颐，周曾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恩来。”后来于右任看到信和照片后，非常激动，特托吴季玉带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屈武按于先生的意思办了。周总理听了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北京广播电视报》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