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沉，总之是要彻底摊牌的最后关头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认为，既然天下格局如今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后应由三方共同执政。
在民盟主要成员黄炎培的提议策动下，几位重要人物决定仿照战国时著名的苏秦、张仪等策士辩才，拉上几个无党派的国民政府参政员，以“中间人”的面目施展捭阖、钩钳之术，合纵连横，为中断的国共和谈予以“转丸”。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来电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7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还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容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电文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手交给黄炎培，黄看罢极度兴奋，立即与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商定了三条合纵连横的计划。当黄炎培兴冲冲地准备把电文递交蒋介石批复时，却遭到了国民党方面与中共谈判代表王世杰的当头棒喝。王声称这个样子的建议“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众儒生听罢，大感灰心，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无用之功云云。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7位参政员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与蒋介石相见，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蒋介石不动声色地认真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说道：“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需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时，蒋介石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蒋介石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哼了一声，对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说道：“就让他们几个折腾去吧！”言毕，嘴角露了一丝略带嘲讽的冷笑。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一行6人，乘专机到达延安（王云五因病发高烧未能成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6位参政员，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摘自《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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