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一封书信自武汉发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此时，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汤飞凡，刚接到英国一家研究所的聘书，月薪600银元，他当即辞去这份工作。

　　此前，汤飞凡就曾以医生的身份，参加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前线医疗救护队，他所工作的救护站，一直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数次几乎被击中，但身高1.60米的汤飞凡却镇定地说：“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无论是学养，还是胆识，颜福庆都为中国唯一的官方防疫机构，找到了最合适的领军人物。

　　前方战事紧，许多将士因伤口发炎死去，急需青霉素。但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国际上也属于军事机密。加上中央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儿就是天方夜谭。汤飞凡日夜奋战，通过研究从一名下属受潮的皮鞋上发现的一团绿毛，最终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标准青霉素。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天下。《科学》（Nature）杂志1943年专门撰文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吃惊”的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胃霉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里提取……

　　当年，尽管中央防疫处条件简陋，但汤飞凡的要求极为严谨，他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最初，员工们都用鸡毛掸子打扫，就被他劈头盖脸地训斥。

　　上世纪30年代,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曾声称，自己分离出了沙眼病毒。这一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却遭到汤飞凡的怀疑。

　　从1932年到1935年的3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这一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野口英世就此从细菌学教材中消失。

    1954年，汤飞凡又恢复了因为抗战而中断了近20年的沙眼病毒研究，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他坚持不做治疗，红肿着眼睛，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地解决了数十年来关于沙眼病毒的争论。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1979年，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完成了一部关于野口英世的长篇小说，使野口英世被日本人重新发现。如今，野口英世在纽约的墓地，成为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的日元上，也印上野口英世的头像。而这场较量真正的胜利者汤飞凡，却逐渐被国人遗忘。【《中国青年报》7月23日】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