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侠是年轻时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老共产党员。19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做过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就两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收集了丰富的素材。50年代初，他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还改编成连环画，1956年拍成电影，也是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经典作品。

　　然而，“文革”伊始，《铁道游击队》却在1966年5月就成为首批被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对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批判为：“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插曲很不健康。”（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电影是“大毒草”，小说自不例外，也开始受到严厉批判。此时的批判已“间不容发”，未给刘知侠任何“修改”、“重写”的机会，他立即被“揪了出来”，关入“牛棚”。仅1966年7月22日、26日、28日和8月4日这4天的《大众日报》，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的“大批判”文章。

　　几个月后，“文革”公开打倒刘少奇，刘知侠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在“牛棚”的囚禁中，他遭到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初春的深夜，他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3层楼上逃了出来，跑到市郊的“芳林嫂”的原型刘桂清家。“芳林嫂”冒着风险掩护了他4个多月，为他养好了伤口。面对贴在门前的刘知侠通缉令和一次次搜索，她临危不惧，几次机智地将刘知侠转移到儿女们和朋友的住处，使他安全度过最危险时刻，保住了生命。（严民：《刘知侠与“芳林嫂”》，《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3月24日）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批斗、游街、劳改，身心受到空前摧残。“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知侠恢复“正常”生活，包括《铁道游击队》在内的一批文革前“红色经典”解冻。197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此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并未被否定，刘少奇还未平反，所以出版社提出必须将原著第27章中关于刘少奇的有关段落完全删掉，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为了能够再版，刘知侠只得忍痛违心答应；而且，这一版的扉页印上了一段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以此语录来反驳十年前“游击主义”的“罪状”，作为重出此书的合法性证明，也是当时的时代特色。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拨乱反正”时代的开始，意义不容低估。【《经济观察报》7月22日】□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