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季，国民党集中兵力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那年我14岁，在大众日报社给社长兼总编辑匡亚明先生当勤务员。当时大众日报社驻在莒县，面对当时的紧迫形势，报社领导考虑，必要时把烟台作为二线在那里出报。4月下旬，匡社长亲自去烟台做出报的筹划工作。到了烟台，烟台市的姚仲明市长看到匡社长夫妇带的行李很单薄，很快给匡社长送来了两床毛毯，匡社长推辞不掉就收下了。

　　这两床毛毯，他和夫人留了一床，将另一床交给两个警卫员和我。我们三人商量后，一致认为最需要的是匡社长夫妇，因为那时他的身体很瘦弱，而且他的夫人有孕在身。我们将毛毯交给匡社长以后，很快，他又把毛毯送了回来，“毯子我俩有一床就够了，这一床你们就不要再让了。”他沉思了一下说：“这样吧，小李（指我）年龄小身体弱，我提议把毯子给他用好不好？”两个警卫员点头赞同，匡社长就将毯子交给了我。我抱着毯子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毛毯颜色黄黄的，摸着毛茸茸的，我有点爱不释手。怕弄脏了，我一直没舍得铺盖，用一块包袱皮把它包起来当作枕头用。6月中旬，我因伤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匡社长返回了大众日报社，他临走之前，将我安排到大众日报社烟台采办处。8、9月间，形势日趋紧张，采办处让我和其他四人到荣成县“打埋伏”（隐蔽之意）。

    9月中旬，我们的住处又来了两位同志，一位是康宁，一位是艾蕴，他俩是一对夫妻，他们原来都是大众日报社的编辑、记者，5月间调到烟台日报社工作。因艾蕴怀孕，烟台日报社领导决定让他们疏散到荣成“打埋伏”。艾蕴虽然有孕在身，但闲不住，每天争着给大家做饭，谁的衣服破了，她就给谁缝补。使我最难忘的是，在那艰苦环境中他们夫妻鼓励、帮助我学文化。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使我受益匪浅。

    11月中旬形势好转，艾蕴要转移到野战医院待产。临别的那天早上，我们送他俩到村头。时值初冬，冷风阵阵，他俩身穿单薄的衣服。我随即跑回住处，抱起那床心爱的毛毯，追上前去将毯子塞到康宁手里，“我用不着，你们用吧！”我恳切地说。他们坚决不收，我扭头往回跑。康宁赶上我，将身上穿着的风衣脱下来，说：“小李，毯子我收下了，这件衣服送给你，当作纪念吧！”他一边说一边将风衣扔给我。不容我拒绝，转身跑远了。

　　这一别就是近40年。解放后我多方打听他们的消息，但都石沉大海，直到1984年4月，我才辗转联系上在聊城地区工作的康宁、艾蕴。他俩告诉我，在荣成分手后，不久艾蕴就生了孩子，我送给他们的那床毛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那床毛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战争年代带着它南征北战；解放后带着它下河南、来济南、去聊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

　　去年10月，我去聊城看望80多岁的艾大姐，在交谈中又谈起当年互送衣服、毛毯的事，她取出保存了60年的毛毯给我看。我拿起毛毯兴奋不已，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它原来是黄色的，今已变成土灰色；它表面原有的那层绒毛已不复存在。艾大姐深情地说：“这些年来，我家淘汰了一床又一床毛毯，唯独这床毛毯一直保留在身边，它带给我们无限的深情和温暖。”【《齐鲁晚报》7月6日】李万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