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活动是根据工作内容和保密程度，双方或多方预先商定参加人范围，把会谈、会见分成大范围、小范围或仅两个人单独谈等。大范围一般允许记者在开始时现场采访两三分钟。记者照照相，拍拍电视，听听寒暄，有时也有一些某方或双方领导人刻意要让记者尽快报道出去的重要内容。小范围谈一般不请记者到场。又分仅请两国官方摄影师、国家电视台记者、文字记者，或允许所有驻京记者凡报名的都可来。单独谈，则根据可能和需要，有时连记录和翻译也不上场。

　　手术后，我成了一个什么都像、什么都不像的人。医生说我现在就有能力说，但为真正恢复说话功能，在上述时间框架内要禁声；在病房里，医生、护士、护士助理小梅说话，包括议论我的优缺点，我都可以聆听，但不得插嘴，只允许笔谈。笔谈时，护士会对我写字的姿态提出要求，比如要把床摇到一定倾斜度等等，而护士助理会加码要求：“怎么头老歪到右边，你不是右边颈椎不大好吗？”

　　要是让说话，我会开个玩笑：“你知道颈椎在哪边？前后左右哪边？”她也是好意，我理解，并迅速联想到60年前我老家胶南县海崖乡王家村的真事。乡长通知晚饭后各村开大会，乡长的助理和村长就会更严格地要求：“各户都要比平常早点吃，放下碗就集合……”那年头很少人家有钟表。后来钟表多了，就变成县里通知集合时间为晚7点，区里变成6点半，村里就成了6点。这还算比较好的。现在外交部组大团出访，礼宾司的日程安排仍基本上沿用这个思路，只不过把陪同人员集合时间的提前值减为10至15分钟……

　　马凯主任和我干的是两个行当。他北京出生，比我年轻好几岁，但入党早，当领导早。我们主要是在陪同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出访时认识的，在飞机上和提前下楼等候礼宾司长陪首长下车这种时间里相熟悉。平时两部工作配合很多，但两人未单独会晤过。

　　熟悉起来是因为孩子。交谈中发现，马主任的独生女乐乐是北大优秀毕业生，是我的小校友。我太高兴了，与马主任逗笑我多了一张牌：“怎么样，这个问题回家向‘北大’咨询一下吧！”马主任也不含糊，他知道我儿子是北京四中的，他的校友，随时会给我以类似回敬。谁都知道，就人生观和学习基本功养成而言，一定意义上中学比大学更重要。

　　乐乐是爸爸的骄傲，更不用说乐乐去年又给爸爸添了外孙。有一次马凯透露，乐乐是青联委员，统战部领导请她吃过饭（大范围那种）。这令马凯的母亲惊羡不已：“对小丫头怎么那么高的规格，我参加革命快70年了，从没有领导人请吃饭！”自豪之状可想而知。

　　马凯对外孙更爱到极致。首先是定性：不叫外孙，直呼“孙子”；其次是起名，女儿女婿双方家庭成员均可参加磋商，由他最后拍板，给人一种发改委主任的权限又有所扩大的感觉。其实此事在孩子出生前他就定了，后来的磋商云云是“形象工程”。有一次，他告诉我，下班再晚他也要去看看女儿越来越大的肚子。人生多么难得的境界，要有孙子了。听，还没出生就知道性别。

　　我逗主任：“算了，连北大毕业的也不能预知男女吧。”

　　他顺手在飞机上凭记忆抄出一首新诗赠给我。他能写很规范的格律诗，我不会写但很欣赏的那种。只见那诗最后一行赫然写道“爷孙相见急”，真是爱你没商量，由我定性没商量。

　　为感谢他美丽的故事，我为他讲了一则国际真事，反正专机长途飞行，闲着也是闲着。看文件、改稿子等“机上作业”从一起飞就连续做了两三个小时，快像准备高考的高中毕业生那么勤奋了。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十几年前和我都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代表。在一次扩大的、向记者开放的安理会上，有一国家的代表长篇发言，专门批评“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企图。发言的强烈度是这个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会议上罕见的，对我来说则是第一次。全场静静等候被点名批评者答辩。

　　奥尔布赖特大使似乎胸有成竹，又更像临时抱佛脚。她简要重申美方有关立场后，环顾左右而拿女儿说事。（连载十）【原载《青岛日报》】李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