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千里走单骑》，一部电视剧《我们的父亲》，立意都是颂扬父爱，但是展现在我们面前更多的却是父亲这一角色的尴尬与无奈。《千里走单骑》中那位日本父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千里迢迢地跑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去拍摄傩戏，为的是完成儿子的心愿。其实，儿子只不过随便一说罢了，父亲却千难万难地在异国他乡为此奔波。《我们的父亲》中那位农民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地想为儿女们做点事，结果却总是帮了倒忙，招来的总是埋怨，他却无怨无悔不顾一切，直到最后生命结束。

    父亲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当儿子还小的时候，他充当的是导师与统治者的双重身份。而当儿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变换自己的身份了。父亲在儿子年幼时，是凭着力量和权威让儿子敬佩的。渐渐地，我们的身体壮大起来，肌肉膨胀起来，父亲当年拿得起的重物我们也轻而易举地拿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识飞速增长，很快就把父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于是，我们对父亲当年教导我们的知识开始怀疑，甚至于反感起来。终于，当一个孩子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彻底不买父亲的账了。逆反心理既有生理方面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时候的“统治者”日子就不好过了，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忽然不灵了，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

    父权，当年是革命者们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父亲虽然已经在体力和知识上不能让作为革命者的儿子敬畏，但还有财产掌握在手里，金钱、土地、生产工具的支配权都还是父亲说了算，所以他们还能凭借这方面的权力维持自己的权威，发号施令。当年的热血青年们的父权革命，看起来是一种政治行为，实际上就是夺取经济的支配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的中国父亲都没有经济控制权，儿子和父亲一样都是公社的社员，都挣工分吃饭，儿子挣的工分已经比父亲多了，凭什么还要听父亲的？于是做儿子的革命也就提前到来。

    流年似水，花开花落，如今我也做了父亲。当年我们反抗父亲时的义无反顾，今天轮到自己时却是苦涩难言。我好赖也算是一个作家，但是仅仅就电脑知识方面，我就属于“朽木不可雕也”一类的，再虚心也让孩子们不屑于一教。儿子不仅仅是不再佩服你，而且只要是你教导他的，他都会用一种毫不犹豫的反对态度来对待。

    父与子的这种尴尬的关系，很少有人提到，我们见到更多的都是父子情深。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尴尬关系却满眼都是。就我身边来说，我和儿子的关系尴尬，我父亲和我的关系也是同样，我祖父和父亲的关系更是紧张。如果说我们这是家族遗传，那么我的朋友和同事里，父子别扭的亦比比皆是。

    父子之间这种尴尬的关系，在公共场合也能表现出来：两个岁数不同的男人，既不像上下级那样恭敬，也不像陌生人那样淡漠，更不像朋友那般亲密，真正是不冷不热。古有“父子不同席”的说法，今天仍旧如此。这种不冷不热的关系如果在一个桌子上喝酒，的确是很不方便的。除非是家宴，只要儿子发现父亲在座，他肯定会逃开另找座位，父亲也会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永远都是双方各不相让，只有一方相让才会使冲突消失。父子之间的冲突特殊，永远都是一方不断地退让，一方不断地进攻。退让的一方永远是父亲，进攻的一方永远是儿子。这种冲突直到父亲实在不能动，甚至直到死那天才结束。

    那位日本父亲和中国父亲，还有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为什么要如此做“孙子”？我们就不能挺起腰杆来说一声：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可现实中，能做到这么有骨气的父亲是非常少的，原因其实简单：儿子可以是父亲生命的全部意义，而父亲却不可能是儿子生命的全部意义。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我的鲁迅文学院同学何志云有一天晚上忽然对我说：“伙计，细想想，人生其实能在这世界上留下的，只有儿子。”这句话让我记到如今。是的，你能留下什么呢？金钱？地位？事业？官衔？荣誉？这些都会在你离开时化为虚无。只有儿子，儿子才是你真正的存在(这里也指女儿)。

    父子之间这种尴尬的关系，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恋母仇父情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类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原始性的东西。不过，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希望了吗？不，也用不着那么悲观。要叫我说，“以人为本”的提法就很好，只要照着好好做就行。我还特别欣赏“换位思考”，父与子，母与女，都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大家的心往一起跳动，那么和谐还是可以争取到的。【《光明日报》1月25日】孙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