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今年52岁。

　　哥哥16岁上班到现在已经工作36个年头了，他先后当过通信员、铁路工人，现任职于山西某行政执法部门，是一个与世无争、清正廉洁的优秀工作者，多年来哥哥的风范一直为我们兄弟姐妹所敬佩。

    五年前的那个春节，母亲向全家人公开了埋藏在她心里四十五年之久的秘密：我的哥哥是志愿军战俘的遗孤。

    1950年，18岁时母亲为了逃婚几经周折参加了革命，去了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母亲是父亲所在军里的文艺兵，经常去前沿部队和野战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死里逃生的父亲在后方医院有幸结识了年轻漂亮的母亲，几个月过后，组织上的一张介绍信让母亲毫无选择地与长她十岁的父亲结为伉俪。

    1953年7月间，志愿军进行了第三次攻打马踏里东南山的战斗(史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就在这次战斗中，父亲的好朋友、与父亲同时参军的战友郗继业副营长不幸被俘。

    “宁死不当俘虏”。军人被俘是非常可耻的。所以几年后志愿军战俘人员被遣返回国，郗继业副营长及其家属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父亲曾多次向上级反映郗继业的战绩，证明郗继业作战的勇敢，为此父亲受到了上司的批评，后又被列入提前转业的名单。

　　战争结束以后，为了使战友的孩子不受歧视，父亲和母亲在1956年冬天专程到河北乡下郗继业副营长的家中把他仅一岁的儿子接到石家庄市自己家里抚养。第二年，郗继业副营长和妻子因不堪政治虐待双双投河自尽。从此，父亲和母亲视郗继业遗孤为己出，那时大姐刚刚三岁，郗继业的儿子刚满一周岁，后来妈妈硬着心肠把大姐送回河北的大姨家，为的是省下有限的奶水，哺育这位战友的遗孤。直到1959年父母转业前，大姐才又被接回家来。三年困难期间，母亲每天都要把为数不多的口粮分成几份，先尽着上班的父亲，再盛给大姐和哥哥这俩永远也吃不饱的孩子，最后留给自己的只剩下野菜煮成的米汤。后来的几年，家里又渐渐地有了二姐、我、弟弟和妹妹，父母膝下已经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大姐和哥哥上了小学。为了撑起这个家，母亲选择了痛苦而无奈的辞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把最好的衣服给哥哥穿，把最好的食物多分点给哥哥吃。

    “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打倒，他的“罪行”之一就是包庇叛徒，为叛徒鸣冤叫屈(指郗继业副营长被俘一事），而我那脑子发热的哥哥———郗继业副营长的遗孤，却还在父母面前嚷着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后来这位年仅十几岁的哥哥为了换取人家一句赞赏话，甚至和造反派一起向父亲发起一次次冲锋，高喊“砸烂某某(我父亲)的狗头！”当哥哥开始醒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了。

     为了战友的儿子能健康成长，父亲至死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真情。

    1971年，父亲的另一位老战友杨副政委出差路过来到我们家里，当得知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已含冤去世时，杨副政委流下了悲愤的眼泪。当妈妈告诉他已经16岁的儿子是郗继业副营长的遗孤后，杨副政委沉默了许久许久。两天后，杨副政委又带着几个人再一次来到我们家，他们专门走进我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亲自过问优抚工作及我们的生活情况。临别时，杨副政委让警卫员给母亲送来两封信，让母亲带着信分别去找时任D县县委书记的张某和地区行署的刘副专员。不久，母亲恢复了辞去多年的公职，我们的生活补助金也从每人每月的八元加到了十元，生活开始出现了转机，郗继业副营长的遗孤———我的哥哥也于当年给某首长当了通信员……

　　好多年过去了，当哥哥从母亲那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时，近五十岁的人跪在母亲和父亲遗像前，任凭泪水在他饱经沧桑的脸颊肆虐横溢……【《城市金融报》8月21日】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