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最初的行程。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出现，逐渐暴露出李德来华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属于特工性质，被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却是一场将计就计的误会。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李德）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化名斯托洛夫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理查德·佐尔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国记者身份被苏联军方派驻在上海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他领导的“佐尔格小组”，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但名义上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团成员。

　　李德到上海完成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正式开始了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的尤尔特一起，经常与中共中央领导层接触。“尤尔特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安排，改选由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等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央总书记。4月24日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为总书记。

　　共产国际远东局1929年2月由海参崴迁移到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共由公开转入地下。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习，帮助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还专门派出共产国际远东局长驻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工作。1931年9月，24岁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一介书生，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就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与李德的交往中，他为对方曾经上过战场和军事学院的专门学历所倾倒，便以“军事专家”待之。李德后来说，“我虽然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即军事顾问弗雷德）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得到肯定答复。据李德回忆，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里，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新民晚报》11月3日】朱鸿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