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在黑夜中降临

    1999年3月24日，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空中打击。5月7日，星期五。晚上8时，贝尔格莱德上空照例拉响了空袭警报。警报过后，整个城市一片死寂。

　　为了保障同国内联系，为了工作需要，我驻南大使馆利用备用发电机发电。因为发电机功率不大，不能给全馆供电，在当天的工作完成后，为方便大家休息、娱乐，特意只给使馆俱乐部供电。

　　使馆的俱乐部设在半地下室的食堂里。所谓“半地下室”，就是窗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5月7日晚，俱乐部里聚集了20多人。灯光熄灭后，大家用手电照明，陆续从俱乐部走了出来。

　　研究室主任王辅国在院子里找到我，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吗关掉电机？”我看了看表，已是夜里11时15分了。考虑到自北约轰炸以来大家一直缺乏睡眠，身心俱疲，我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

　　谁都没有想到，一场震惊世界、亘古未闻的浩劫在午夜发生了。

　　大约11时45分，忽然一声巨响，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个使馆办公楼都摇晃起来。

　　当时，闪过我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北约轰炸了我大使馆旁边的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轰炸的冲击波殃及了大使馆。

　　我立即穿好衣服，拿了手电，拔脚向外走。到了外边一看，坏了，被炸的不是邻居，而是我们的使馆———北约竟然轰炸了我们的使馆！

　　使馆大楼已经浓烟四起，烈火熊熊。大块的水泥构件从使馆大楼的墙壁摔到院子里，大楼南面的外墙已经完全坍塌，草坪上堆满了废墟。

　　这时，有几位同志从大楼里跑了出来。大楼里四处起火，浓烟弥漫，楼梯遭到破坏。这些从楼里出来的同志都还没有睡下，他们在烟火腾起之际，靠平时对大楼的熟悉，攀着铁索，沿着破损的楼梯下来。有的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借助火花，从窗口跳出来。这是在浓烟烈火中突围的第一批，有七八个人。

    危难之中的战友们

　　使馆淹没在浓烟烈火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是同志的安全。

　　负责保管使馆重要资财的两位同志小王和小郑，一个睡在五楼的值班室，一个睡在四楼的宿舍。小王透过烟尘，借助火光，从五楼下到四楼。这时，小郑正从寝室出来，脸上淌着血。小王一把拉住小郑往楼上跑。这时有人遇到他们，急忙问：“你们为什么还往上跑？”小王回答说：“有事，咱们是干这一行的。”他俩从五楼拿起4箱国家重要资财往下走，因楼梯被阻断，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才来到三楼。

　　在三楼，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窗下二楼有个小平台。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有人提议把一条条塑料窗帘接起来，做一条绳索。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我们在下边的人找来一个梯子，从地面搭到二楼平台。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楼张存良的房间里。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自救通道，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缘而下。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没忘记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随后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时多，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主编的家里，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我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我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我回答说没有，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里的同志。我的话语和我的心情一样，都十分焦急。部领导对我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接着，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我，询问相关情况。

　　南联盟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在使馆大楼五楼的几位同志，此时还在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显然，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制作绳索，攀缘而下也不可能，因为楼层太高，绳索难以达到地面。他们只有等待外面同志的救援。这时，在场的南斯拉夫人经过联系后，他们火速派来消防云梯，五楼的同志才沿着细小的云梯缓缓而下。（上）【《新民晚报》11月7日】潘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