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小弟毛泽覃，生肖都属蛇，相差12岁，投身革命后，互相鼓舞，情同手足。但是两人生性都好强，有时不免磕磕碰碰，闹出矛盾。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便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方法不当引起争吵

　　那是在1930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万兵力，气势汹汹地“围剿”中央苏区中部。敌张辉瓒师9000余人，拟从江西吉安县东固进攻永丰县龙冈和君埠。这时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兼后方办事处主任，驻扎在君埠，领导当地军民扩大红军队伍，组织赤卫队、游击队、纠察队，袭扰敌人，阻断交通；同时筹粮筹款，征集资财，为反“围剿”作准备。12月26日，毛泽东率红军总前委领导机关，经龙冈前往30华里外的君埠。一路上毛泽东看见根据地人民纷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心里十分高兴。但是，他也看见两个荷枪红军战士强行押着一个青年去当兵。这个青年的母亲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边哭、边叫，并向路过此地的毛泽东跪着诉说：“我就这一个儿子，其他是女孩，老头子有病，家里缺少劳动力。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毛泽东见状，喝住两个战士，厉声批评道：“扩大红军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但当红军要自愿呀！你们怎么能这样把人掳走？你们是哪个部队派来的？我去找你们的领导！”两个战士说：“我们是赣西南地方红军，是后方办事处毛泽覃主任派我们来征兵的，因为任务很重，我们不得不这样。”

　　毛泽东一到君埠，就派人把毛泽覃叫来，狠狠训了他一顿，毛泽覃不服，兄弟俩就在房内大吵起来。毛泽覃说：“反‘围剿’在即，‘扩红’任务繁重，省行委和省苏政府接连下了几道命令，规定了‘扩红’数字，不这样做无法完成任务……”毛泽东大发雷霆地说：“你就可以不顾党的政策吗？你就可以胡乱抓人吗？”两人越吵越凶。毛泽东气得举起手来想打毛泽覃，毛泽覃见势不妙，不敢再吵，并承认这种做法不对。毛泽东要他作出书面检讨，并去向老大娘赔礼道歉。

　　毛泽覃虽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心里有气，思想未通，曾经几次在同志们面前抱怨大哥火气太盛，批评方式不当，好像兄长就是家长，让人受不了。1932年冬，毛泽东受到错误路线批判，被扣上右倾帽子，常常沉默不语，一个人抽闷烟。毛泽覃愤愤不平，跟大嫂贺子珍说：“有些人用心险恶，这样下去是要坏事的，不能让这些人胡说八道。”后来党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左”倾路线更加猖狂，毛泽覃与反对王明路线、赞成罗明正确主张的邓小平、谢维俊、古柏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遭到残酷斗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毛泽覃在瑞金黄膳口的红林山区黄狗窝，被敌人包围，为掩护同志们转移，他跟敌人展开激战，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毛泽东四次谈起兄弟之争反复自我批评

　　有一次，毛泽东向周恩来、朱德等人忆及兄弟两人在江西君埠为“扩红”之事发生激烈争吵之事，责怪自己当时态度太生硬，个性太强，没有耐心细致地对弟弟做好说服教育工作，深感内疚。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心高志大，不屑于杂务，喜欢四处闯荡，不愿随老父种田；二弟泽民忠厚温良，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持家理财，成为父亲身边一位好帮手；三弟泽覃比我小许多，天性机灵、淘气、顽皮，胆子大，天王老子都不怕，父母管他不住，只有我能管住他。通过君埠的激烈争吵，我发现我的脾气比他更躁，更不冷静，以致争吵过度，影响也不好，我有责任。可是现在弟弟为革命牺牲了，我再也无法向他解释和致歉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当毛泽东讲到党的民主生活时，他又一次谈起了29年前在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我这个人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我当时急了，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他。事后，我弟弟在一些人面前议论我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父母不在了，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吗？’”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想知道毛泽覃烈士的情况。回到北京后，在一个星期天陪毛泽东散步时，特意问起此事，毛泽东再一次动情地说：“我的弟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受了我的影响，在革命队伍里不甘落后，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初，他到了南昌，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一个人走了几百里路，困难重重，沿途当叫花子，向小摊贩讨饭吃，后来，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了部队，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冈山与我联络，实现了‘朱毛会师’，并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争吵，我对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动辄想用拳头来制服，承袭了父亲的家长专制作风，太不理智，太不应该。”

    1959年，在庐山，毛泽东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起侃谈，他第四次谈起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又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岁，对待弟弟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正义、真理在自己手里，直到现在我还有肝火。”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深情地说：“也许我弟弟是遗传父亲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听到我在中央苏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从不吸烟的小弟弟，突然向房东要了一袋旱烟，猛吸一口，呛得他连声咳嗽许久，眼泪也呛出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我的弟弟便抽空常来看我，为我解闷。后来他翻阅《斗争》杂志，看到一篇题为《什么叫进攻路线》署名文章，矛头直指邓、毛、谢、古，说这四人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弟弟气得血涌脑门，立刻病倒，烧到39度，我和子珍连夜去帮他请医生。往后他为我受过很大委屈，受到撤职处分，下到兴国县‘基层改造’，直到开始长征了，我也无法把他带走。我弟弟还不到‘而立之年’，就为革命献出了青春。”

　　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四次在不同场合，具体谈起自己在江西君埠与胞弟毛泽覃争吵之事，反复作了自我批评，悔憾终生。这一方面说明残酷的斗争铸就了他的钢铁性格，体现了他刚毅率直的秉性；一方面又说明他是个多情的男子汉，能认识自己的不足，对人和蔼可亲。【《文学故事报》11月5～11日】冯都